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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五十公斤,二审改判保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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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五十公斤,二审改判保性命

--------- 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 王绍涛

二〇一四年六月,一个乡村干部模样的湖南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向我咨询他的一个侄子的案件。他侄子叫伍良,湖南祁阳县人,因涉嫌贩卖、运输毒品二十一公斤,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审判决中,被告人拒不认罪,其辩护人也是作的无罪辩护,对此,我提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证据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情况下为什么在庭审中及公安侦查阶段、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拒不供述、拒不认罪,原因何在?其二是,被告人伍良的律师对被告人是否供述、是否认罪上有何建议,是否将利弊得失进行全面分析?当事人家属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出于职业的敏感,我感觉本案并不简单,似乎被告人在故意掩盖一个什么秘密。带着满腹的狐疑,我和助理赴西双版纳看守所进行了第一次会见。

此刻,处于极度恐惧。懊悔中的被告人伍良已经幡然悔悟,原原本本道出了事实的真相-----一个惊天大秘密:本案涉及的毒品根本就不是仅仅查获的21公斤,而是50公斤!涉案的犯罪嫌疑人也根本不是到案的三被告,而是还有两位,一位负责在湖南筹集毒资并销售毒品,另一位负责采购毒品。伍良之所以在一审之前拒不认罪,是因为他跟随本案第一被告多年,为他开车,为他打理吃、穿、住,行,而该老板对伍良也是相当不错,从不亏待。因此,当本案案发后,伍良出于报恩心理,以为只要自己不说,就能帮助老板(第一被告)减轻罪责。谁曾想,第一被告反咬一口,声称在毒资中有60万元是伍良的。一审法院根据第一被告的口供,认定伍良也是本案的主犯,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们仔细记录着伍良的全部陈述,将一审前在公安、检察、法院从未透露的案件真相娓娓道来,倾听他的委屈,他的失望以及对老板反咬一口的愤懑。整整四个多小时的会见,我们制作了将近七千字的《会见笔录》。

回到昆明,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法律建议书》,我们认为,如本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伍良将事实真相和盘托出,势必造成本案重大、绝密情报的泄漏,未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势必闻风而逃,这无疑对进一步侦查、打击毒品犯罪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有鉴于此,本辩护人建议依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一十八条之规定,直接发回重审。

可能是出于“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心态,可能是云南的毒品犯罪太多,根本无暇深挖,扩大战果,二审法院并未采纳我们的意见。2014年10月22日,本案二审如期开庭,被告人伍良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并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映证。

两个月后,我们收到了二审法院的判决,被告人伍良一审的死立刑,改判为死缓刑。当事人家属获此消息,欣喜若狂,连连打电话向我表示感谢。

其实,说心里话,律师只是做了一点份内的事,最应该感谢的,是云南省高级法院的法官们,是他们的理性、睿智和对法律的景仰,对生命的尊重,才有了最终的改判,作为律师,我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掩卷深思,本案有两方面是需要探讨、总结和寻味的。

其一、被告人是否认罪、悔罪,由谁说了算?是由被告本人主观臆断,还是应该由律师来判断、建议?

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相当棘手且相当复杂的问题。如果有基本证据的案件,被告人拒不供述、拒不认罪,他就失去了辩解、澄清的机会,一旦有其他证据能证明犯罪,或有其他被告供述犯罪,甚至反咬一口,他就会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甚至会沦为替罪羊。本案如此,前些年办理的田燕运输毒品案、施绍禹贩卖毒品案莫不如此。

如果案卷中本身就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被告人一旦选择认罪,那么又陷入了“自证其罪”的泥潭,轻则定罪处刑,重则危及生命。

面对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任由被告人自己去决定,去取舍,就如同盲人骑瞎马一样的危险和不负责任。因为被告人本身不是法律专业人员,更由于其陷囹圄,信息不对称,他根本就不可能作出相对理性的、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和判断。就比如专业律师李庄,在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出的认罪,也未必是最佳选择而饱受争议,更何况是对法律一窍不通的普通当事人?

因此,我认为,律师有义务,有责任对被告人是否作有罪供述进行决策、判断与分析,并有义务说服被告人及其家属,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配合、支持和肯定。

当然,这就为辩护律师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律师的法律功底,司法实践经验,敏锐的判断力,良好的沟通能力缺一不可。一旦判断失误,就可能对被告人贻误终身!

其二、如何看待律师的《会见笔录》?

有律师认为,被告人已经有供述笔录,他也可以在法庭上陈述,没有必要制作《会见笔录》;有法官认为,律师制作的《会见笔录》没什么依据,或为什么要收律师制作的《会见笔录》?

其实,《会见笔录》就是被告人的供述,它就是《刑诉法》规定的证据之一,法律并未规定被告人的供述只有公安、检察制作的讯问笔录才算,律师制作的《会见笔录》就不算。律师询问所作的《会见笔录》与公安、检察所作的《讯问笔录》目的不同,着重点不同,内容也肯定不同。试想一下,在公安人员讯问时,对被告人所作的无罪、罪轻的辩解、解释、说明,公安人员会作详细、认真的记录吗?显然不会。此外,在法庭庭审中,被告人有机会对无罪、罪轻作出详细的解释、说明吗?法官往往以与案件无关就制止了被告的陈述,使其没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阐述和说明。

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就是一些看似无关的细节,决定被告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的关键。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人在放松的状态下,就案情的细节,犯罪原因与律师进行畅通无阻的交流,往往对还原事实真相有更大的参考作用。这就是我在这些年的司法实践中,只要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真相相差甚远,就会制作详细的《会见笔录》。而此招往往屡试不爽!

谨以此文与同行交流,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当事人名字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附:伍良案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法庭:

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伍良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被告人伍良的二审辩护人出庭为其辩护。现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庭审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望法庭采纳。

在陈述辩护意见之前,我们要向法庭阐明辩护人的辩护立场,由于伍良一审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故二审中我们将为其做有罪罪轻辩护,即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伍良的行为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没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案件事实并未全部查清的情况下,判处伍良死刑,属量刑畸重,具体理由如下:

一、根据二审已经查明的事实,被告人伍良在本案中属于从犯。一审法院认定“伍良负责联系购买及运输毒品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且作用相当,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或者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关于毒资。

王小兵在一审庭审时供述:购买毒品的毒资为160万元,其出资100万元(钱是其让老家的朋友黄小军打到地下钱庄),伍良出资60万元。此供述,被告王小兵在一审庭审之前的笔录中从未提及,并且也无其他证据加以印证。事实上,王小兵的确让人打100万元到缅甸赌场的地下钱庄,也确实命伍良让人将钱取出后交给邹国勋,但这100万并不是毒资,伍良也没出过60万元。真正的毒资(约人民币600万元),王小兵早已安排人放在湘AGX823的奥迪车后备箱的三个纸箱中,并让曾令华将车从湖南开到打洛,上述事实与曾令华一、二审的庭审供述相互印证。

至于伍良,到案时他的银行卡中仅有的46.5万元,是其为归还王小兵之前为其垫付赌场入股的钱而贷的银行贷款,案发前也没有任何大额的资金流动,也就是说被告伍良并没有出资60万元的能力。

更何况,被告人王小兵咬着伍良出资60万元,但却无法说清伍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凑集这60万元。事实上,公诉机关在一审认定的毒资就是在曾令华从湖南开到景洪的湘AGX823的奥迪车后备箱的三个纸箱内,因伍良为保护“老板”王小兵,未将此事说明,反而被王小兵反咬一口,声称毒资是160万元,一审法院就根据王小兵这一没有任何印证,违反常识的口供予以认定,显然是极不严肃的,也是错误的!王小兵供述的所谓毒资为160万元的供述,无非是为了掩盖从湖南拉了三个纸箱现金作为毒资,毒品远不只21公斤,以及还有其他未到案的“老板”的事实。关于被告人伍良没有出资这一事实,二审中,公诉人对此明确予以认可。

2伍良作为王小兵的“马仔”,在整个过程中完全听命于王小兵,在本案中仅起次要、辅助作用,不应认定为主犯。

2006年起,伍良即作为王小兵的司机,为他开车及打理日常生活,上述事实有曾令华二审庭审供述及伍林华《询问笔录》证实。王小兵与伍良的上下级关系决定了被告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起到的仅是次要、辅助作用,其之所以参与到本次犯罪中,系受其“老板”王小兵的安排与指使,以现有证据也不难看出,同案被告王小兵不仅是毒品的所有者,而且策划、组织、安排了整个犯罪。包括与邹国勋联系购买毒品的相关事宜,命曾令华从湖南将装有毒资的车开到打洛及将毒品运至景洪,安排伍良打电话让伟乃几将毒品放到曾令华车上、接到毒品后开着宝马车在前面探路、给曾令华打电话报信等均是王小兵的安排。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伍良负责联系购买及运输毒品事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且作用相当,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或者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伍良系受同案被告王小兵的指使后参与其中,属于从犯,依法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伍良具有立功情节。对此,二审公诉人当庭予以认可,不再赘述。

三、伍良二审中悔罪态度较好,供述了犯罪的全部事实经过,

主动交代了司法机关以前不掌握的事实,具有酌情从轻的情节。

被告伍良一审未认罪,主要基于感念 “老板”王小兵过往的恩惠,抱着侥幸的心态,认为只要自己扛住不认罪,“老板”就会没事。一审判决下来后,才明白自己的行为是多么愚蠢和幼稚,并积极的向法院递交了《悔罪书》,并在律师会见及今天庭审过程中主动交代了他知晓的有关于本案的全部内容,包括:毒品的所有老板、毒品的真实数量、老板之间是如何分工等。从其表现可以看出,被告伍良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错误,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请合议庭在量刑时考虑这一情节。

通过二审开庭,已经查明两个基本事实,其一,在本次贩卖运输毒品案件中,被告伍良没有出资。购买毒品的钱是王小兵安排曾令华从湖南开到打洛的湘AGX823的奥迪车后备箱的三个纸箱中。其二,被告伍良既不是这批毒品的买主,也不是卖主,也就是说伍良不是老板,他的地位、身份和被告曾令华相同,仅是“老板”王小兵长期的司机、马仔、跑腿。当然,他与“老板”的关系比曾令华更紧密,感情更好,走得更近。这些事实,被告人伍良、曾令华作了供述,且相互印证。公诉机关对第一个事实予与认可,对第二个事实也没有否认。

四、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伍良死刑立即执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重。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12月1日关于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精神:第二条、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中规定“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必须依法严惩毒枭、职业毒犯、再犯、累犯、惯犯、主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以及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多次、大量或者向多人贩卖,诱使多人吸毒,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或者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对其中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必须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并在本条中近一步明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1)具有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武装掩护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严重情节的;(2)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毒品再犯、累犯,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3)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向多人贩毒,在毒品犯罪中诱使、容留多人吸毒,在戒毒监管场所贩毒,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毒品犯罪,或者职业犯、惯犯、主犯等情节的;(4)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5)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且没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

“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1)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

罚情节的……”从上述《会议纪要》精神可以看出被告人伍良没有“必须坚决依法判处死刑”任何一种情形,恰恰相反,他具有属于从犯、立功等法定从轻情节,也有在二审中坦白认罪、悔罪等酌定从轻情节。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判处被告人伍良死刑立即执行显然违背了上述《会议纪要》精神,属于量刑畸重。

最后,被告伍良在本案中未出资购买毒品,其是受到被告王小兵的指使、安排后参与了此次犯罪,仅起次要、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具有立功情节,并且在二审中能主动的交代犯罪事实,悔罪态度良好。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本案已经查清的事实,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12月1日关于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精神,撤销一审判决,对被告人伍良依法改判。

此致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王绍涛 奉青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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